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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于汝波，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少将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副会长。出版《大思维——解读中国古典战略》等著作数十种，发表论文百余篇。作品曾获国家图书奖、“五个一工程”奖等多项奖励。
　　编者按　胡锦涛主席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号召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要求在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集中力量、重点突破，实现跨越式发展。这是从当前世界情势、我国目前实际和长远目
　　标出发，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使命召唤我们必须要在自主创新上当尖兵，尽快把我军建设成一支创新型军队。历史是一面镜子，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国历史上在军事创新方面有着丰富而深刻的经验教训，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对我们今天少走弯路，实现创新型国家的宏伟目标，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我国从春秋到明代前期2000多年的时间里，军事科技一直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但在16世纪之后，我们却逐步落后于西方，军队的战斗力也因此大为下降。从军事科技的角度认真剖析其中的原由，对于我们今天仍有深刻的启迪。
　　近代中国封闭的环境窒息了国人的创新思维
　　导致国人创新思维萎缩的环境因素主要指落后的社会制度、闭关锁国的国策等。
　　首先，近代中国落后的社会制度压制了国人的创新思维。西方在16世纪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快速兴起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对科学技术不断提出新的需求，从而激活了人们的创新思维，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创新。而当时的中国却仍然停留在更加完善的封建主义社会，它不但严重限制工商业的发展，而且在思想领域压制新生事物，扼杀创新思维。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统治阶级内部的保守势力往往留恋过去，反对变革，这是阻碍国人创新思维发展的一块大绊脚石。
　　其次，国家实行封闭政策不利于国人创新思维的发展。中外历史证明，国家只有开放，才能使国人获得多方面的新信息，产生认识上的飞跃，创造出新的科技成果。西方的军事科技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和基础上迅猛发展起来的。而当时中国的统治者，实行严密封闭的愚民政策。行政封闭和思想禁锢使中国与国外缺乏信息交流，国人信息不灵，落后而又盲目骄傲，思维方式处于长期、多代近亲繁衍状态，到了近代已明显带有“呆傻”的特征，军事科技落后就不可避免了。
　　国人创新意识逐渐钝化使军事失去了创新主体
　　军事创新的主体是人。人一旦失去了对创新的追求，军事创新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中国历史上国人重道轻器的观念非常严重，这种观念在军事上表现为重谋略，轻技术。古语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文选》烂，秀才半”；国家科举取士只考《四书五经》，不考科学技术，这种全民性的教育内容和国家性的政策导向，使古人重道轻器的观念根深蒂固。中国古代“兵技巧”类兵书之所以大都被历史淘汰，与国人的这种价值取向有极大关系。西方将仿生学多继续用于自然科学技术创新，而中国的古人则将观察和研究自然现象得出的哲理多用于军事谋略、政治权术、社会管理和处世之道，从而形成了中西价值追求的重要分野。于是，中国的权谋理论在古代相当发达，而科学技术却逐步走起了下坡路。西方的军事科技则从16世纪开始迅猛发展，很快就走到了我们的前面。可见，这一局面的出现，与中西方不同的价值取向有着重要关系。
　　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理论创新是一个密切关联的整体，三者之中，通常科技创新先行，而后引发并引领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军事科技对军事制度、军事理论的影响也是如此。
　　传统思维方式的缺陷限制了军事创新
　　我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具有哲理性强、模糊性大，长于统体思维、短于精确分析，象类推理多、逻辑论证少等特征。中国传统思维蕴含着丰富的独具特色的辩证法思想，可鉴性广，启示性久；但正因为如此，所以，其模糊性也大，界限性也弱。这无疑会影响军事科技的发展。中国传统思维强调把握事物整体，着眼上下统系，总揽发展全程，表现出思维的全面性、系统性和循环性三个基本特征。这种思维模式与西方比起来，有自己的长处，但又往往表现出对事物缺乏精确分析、严格论证的弱点，对有些问题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我国先人长于象类推理，在战略理论和战略决策研究上也多运用这种思维方式，由天道直接推及人道，其间往往缺少严密的逻辑论证。我国先秦时期虽有了自己的逻辑学论述，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而受到了冷落，未形成系统的理论。这对中国科技的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象类思维、直觉顿悟是一种创新性思维，但属“粗放型”的，缺乏精确的实验证明和严密的逻辑推理，到了一定阶段，就很难再向新的高度发展。我国古代直觉顿悟思维、象类思维比较发达，古代很多创新的军事科技、军事制度、军事理论都来自于这种思维方式；但历史证明，它必须与逻辑思维、科学实验结合起来，才可能成为助推军事腾飞的翅膀，才能形成巨大的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