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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低工资标准”正遭受着多种误读。
　　其一，最近有学者说，“各地最低工资均未达标”。此论的所谓标准据说是“当地月平均工资40％至60％”。这种算法叫“社会平均工资法”，是国际上通用的方法，却不是中国所采用的方法。查阅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4年颁布的第21号令《最低工资规定》，可发现我国的最低工资计算方法是“比重法”和“恩格尔系数法”。方法不同，故不可相类比。因此，那位学者“全国没有一个省市的最低工资达到国家要求”的结论在逻辑上说不通，也不符合实际情况。
　　其二，为什么不采用“社会平均工资法”？有人如此质疑。原因恐怕跟我国目前仍然存在的二元户籍制度有关。各城市统计部门所能得到的，只是本地户籍就业人口的数据，而不包括外来工的。因此，这些城镇职工平均工资并不能真实反映当地所有就业人口的情况。而采用现行的“比重法”、“恩格尔系数法”相对比较客观。
　　其三，很多人把“最低工资标准”与社会期望工资混为一谈。社会期望工资只是表达了就业者一方的理想，而没有将雇佣方的承受力考虑进去，因此不能真正反映市场供求关系。深圳市有关部门今年年初在网上征集公众对最低工资的建议，有网民建议关内3000元／月，关外2500元／月，这种意愿在现实中恐怕难以得到满足。
　　其四，一些人把最低工资标准的作用过分夸大。有评论者认为，最低工资过低既伤公平又损效率。诚然，政府应当提供并逐年调整最低工资标准，以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但无论从道德还是从经济层面看，过分夸张最低工资的作用似乎都不合适。现实中，多数打工者的实际收入要高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或者反过来说，如果企业开出的工资过低，首先就会遭到招工难的反击。劳动力市场供需博弈所发挥的力量，要大于最低工资标准的约束作用。只有那些技术层次较低、容易被替代的劳动者才需要最低工资标准的保障。因此，最低工资标准是一条“底线”，而不是一条“标杆”。
　　其五，最低工资并不是越高越好。很多研究证明，调高最低工资标准会对就业状况产生负面影响。美国上世纪90年代初调高最低工资后，青少年、高中辍学者、低技术工人的就业机会有了较大减少，而他们职业培训的意愿也有所降低。美国的调查表明，在最低工资标准提高27％后，青少年男女的就业机会分别减少了12％及18％。在就业工人获益的同时，另一些工人却因此而失业。诺贝尔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等人的研究证明，在某些情况下，调高最低工资标准造成的损失，大于其所带来的好处。
　　因此，最低工资标准过低不行，过高也不好，适度才最重要。莫要把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简单等同于保护农民工权益，尤其要警惕各地在这个问题上的攀比之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