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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商务部研究院的最新研究报告描绘了这样两条相反的曲线：过去的11年里，中国对日本的贸易依赖是一条向下的线，日本对中国的贸易依赖是一条向上的曲线。
　　该报告撰写者、曾参与处理中日农产品贸易摩擦的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金柏松说，在中国市场对日本经济重要性迅速蹿升的同时，日本市场对中国而言，重要性却在大幅下降。
　　这也是商务部智囊机构近年来在这一问题上最为全面的一次报告化表述。
　　金柏松以统计数字描绘了这种趋势。
　　2005年，中日贸易在中国贸易规模中所占比重，已经由1994年24%的高点降至13%，日本作为中国主要贸易伙伴的位次在下降。
　　但从日本的角度看，又完全呈现出另一番景象：中国已经成为日本的最大贸易伙伴，取代美国对日本经济复苏发挥了关键作用。
　　“估计中国对日本经济复苏的带动作用大约有1个百分点。”金柏松说。日本对美国的出口和贸易顺差虽然还保持巨大规模，但近年来连续下降。对日本而言，中国因素远比美国因素重要。
　　这与日本著名研究机构惠穗银行综合研究所的分析不谋而合。该所预测，在日本经济至2010年年均增长1.91%中，对中国投资和发展加工贸易将使日本经济多增长0.8%。
　　2030年，日本老龄人口将升至33%，2010年以后，日本经济增长将由于劳动力不足而放慢。但如果依靠人口大国中国，这一问题将会轻松化解。(来源: 北京晨报 / 作者:刘映花)
　　以下为商务部原文：
　　率先将中日两国政治、历史认识、外交方面的分歧扩大到经贸领域，使之“降温”的是日本政府。日本政府希望用“经济牌”动摇我国对日外交的一些立场和主张例如反对参拜靖国神社等。所以能否顺利发展两国经贸关系不在中国单方面，而取决于中日两国。日本作为发达国家，不仅经济发达，而且在国际外交舞台上也非常善于使用手中的“经济牌”。过去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在国际舞台上打经济牌的实力不足，并且更加缺少经验。但是，随着我国经济规模扩大，GDP跻身世界第四，对外贸易位居世界第三，制造的173种商品位居世界第一，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二大动力，拥有8000亿美元外汇储备等等情况，证明我国经济贸易发展规模和水平与80、90年代比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变化之一就是我国政府手中已经拥有许多经济牌可以打，在国际舞台上已经初步具备软实力来发挥我们的影响力。如何开展经济外交，打经济牌将是已经成为我国外交的新课题。如今在对日经贸关系处理上，假如单纯强调合作可能，面对日本政府打经济牌不作出反应，其效果可能适得其反。这样日本政府还会毫无顾忌地打经济牌，限制两国经贸关系正常发展，指导其向着更加符合日本国家利益的方向发展。
　　因此，我认为，当前在处理中日经贸关系方面“不是争论经贸关系冷热问题”，而应该抓住问题的实质，研究如何回应日本政府打经济牌的问题。2001年笔者有幸直接参与处理中日两国农产品贸易摩擦问题，作为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员亲身经历了那场对日经贸斗争。其中感受最深的就是对日斗争必须有软有硬，有理有节，该主动出击时决不犹豫。我认为，当前日本政府打经济牌降温中日经贸关系，我们应该给予一定的回击，否则日本政府还会步步紧逼，继续制造麻烦和事端。为此，有必要深入分析在中日两国经济贸易合作关系中谁依赖谁更多，以及当采取措施使得中日两国经贸关系降温、双方均受损失的情况下，谁可能受到的损失更大，谁承受损失的能力将更强。
　　一、中日两国经贸关系谁更加依赖谁
　　首先从两国贸易交往分析，2005年我国对日贸易同比增长约12%，这已经是连续11年对日贸易增长低于中国对外贸易平均增长水平。预计2005年中日贸易进出口金额达到1880亿美元，低于我国对欧盟和美国的贸易规模，所占比重也由1994年的高点24%降至13%，比高点时水平低11个百分点，说明两国贸易密切程度大幅下降。从中国角度分析，日本作为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位次在下降，重要程度在减低，贸易热度在降温，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降温与中日政治关系冷不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另外，从日本角度分析，两国贸易持续较快增长，日本对中国加上香港的贸易额已经超过对美国规模，中国已经成为日本最大贸易伙伴，这说明两国贸易还在升温。
　　造成两国贸易这种“温差”的原因：一是90年代日本经济持续低迷、经济贸易增长水平低于中国，也低于美国、欧盟；二是日本市场规模不如美国、欧盟大，增长空间相对较小；三是中国对日本出口占中国总出口比重下降更多，2005年约在10%，而从日本进口约占中国总进口比重却在15%的高水平上。在国际上普遍重视出口的情况下，日本市场对中国的重要性确实在明显下降。但是从日本角度分析，日本对中国出口呈现大幅上扬趋势，进而如果将日本经由香港、台湾迂回出口到大陆的间接贸易计算在内的话，日本方面拥有巨额贸易顺差，所以，中国市场对日本经济的重要性反而在迅速提高，并且已经达到可以与美国市场并驾齐驱的程度。
　　日本经济感受到中国经济的“热”，实际上说明了日本对中国经济的依赖度已经达到相当高程度。事实上，中国因素对日本经济发展已经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二、取代美国对日本经济复苏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据日本财务省统计，2003年日本对中国大陆、香港、台湾贸易收支实现顺差274亿美元，折合为3.26万亿日元，对三地出口增加267.32亿美元，这种增量在当年日本经济2.5%的增长当中占有0.7个百分点。换句话说，如果没有日本对三地出口增长和贸易顺差，日本经济增长仅有1.8%。事实上这还仅仅是直接拉动作用，如果将中国经济增长带动世界经济增长间接带动日本出口，以及日本扩大出口波及其他行业复苏等间接效用全部计算在内的话，笔者估计中国对日本经济复苏带动作用大约有1个百分点。所以说，中国因素是此次日本经济由长期衰退、低迷出现转折，实现复苏的决定性力量。与此同时，日本对美国出口和贸易顺差虽然还保持巨大规模，但是2001年、2002年、2003年连续下降，对日本经济复苏发挥的不是动力作用，而是刹车、减速的作用。一个加速一个减速对日本经济复苏发挥的作用截然相反。显然中国因素成为日本经济复苏的关键，比美国因素重要的多。
　　三、拯救了日本财政危机
　　2002年日本政府财政偿债金额占支出总额超过20%--这一国际公认危机警戒线，财政危机、通货膨胀随时都有可能由于某些因素诱发而爆发出来。当时在日本书店最畅销的书就是《2003年日本危机大爆发》，讲的就是日本政府偿债负担过重，政府靠大量发行新国债偿旧债已经接近周转不开、山穷水尽的地步等等。然而，2003年以来日本经济连续较快增长，日本财政已经从危机的边缘回到了陆地，现在日本财务省甚至预测按此趋势发展下去，2010年日本财政负债大致可以恢复到正常状态。而财政危机缓解主要得益于经济复苏，税收增加、资产增值、国债信用有所恢复。这一切如前所述是拜中国因素“赐予”，让日本政府得以逃脱一场大劫难。
　　四、再次恢复了日本社会的信心
　　九十年代以来日本经济长期衰退、低迷对日本社会信心打击甚大。九十年代以前日本作为东方文明圈内最优秀的国家，政治民主、经济发达、竞争力强大，让西方文明最发达的美国、欧洲都感受到了来自东方的威胁与挑战。对于如此优秀的民族、优秀的国家在一夜期间经济像是陷入了泥潭，突然变得举步维艰，日本执政党历任党魁、著名经济学家、财界领袖、知名企业家等等在国际上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想尽办法，用尽各种措施，在长达十余年里都不能将日本经济从水退的谷底推上陆地，走向复苏。所以，九十年代末、二十一世纪零年代初日本社会一片颓废、沉闷、无所事事的悲惨景象，以至于经济已经复苏了还不敢轻易相信。2003年日本经济增长了2.5%的情况下，日本政府还谨慎地描写为：经济出现复苏势头。接下来2004、2005年日本经济持续增长才让日本各界精英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社会信心从崩溃的边缘恢复到了常态。由日本人将九十年代的日本的经济比作：军事上二战时期日本败给了美国，经济上日本再次败在美国手下。
　　五、成为日本经济再次复苏的动力机
　　此次，日本经济复苏、进入繁荣周期，也许会持续至2007年甚至可能延至2008年。但是日本经济总会再次进入新的一轮衰退，届时日本经济要想走出衰退，靠个人消费不可能。因为，日本下届政府为了解决退休金欠债问题增收消费税可能性极大，这将对日本个人消费产生加大制约作用；靠企业投资刺激经济复苏可能性不大，因为日本企业几乎在整个九十年代都在减少过剩设备、处理过剩投资和改善企业财务债务负担。所以，日本企业绝不会再次失误于盲目投资，企业只有充分地看到明确的投资回报才会决策投资。日本企业只有在出口有了新的增加、市场出现新的需求，才可能增加新的投资；届时日本政府同样不会轻易扩大投资，因为政府偿债负担很重，日本公共投资可以有所作为的场所不多。所以，分析的结果，日本还需要外部需求带动经济复苏。2003年中国已经取代美国发挥了外需作用，未来日本经济复苏很有可能还需要中国因素。
　　六、对华投资是扩大日本出口与发展迂回贸易的机遇
　　众所周知，日本与美国贸易摩擦历史远比中美时间长、领域广、程度更加激烈。日本政府解决日美贸易摩擦的措施之一，就是容忍日元升值和指导日本企业到海外发展，如日对美的汽车贸易顺差最大，就指导日本汽车企业到美国投资。这样日对美出口整车变为出口汽车零部件和设备。但是美国是全世界制造成本高的地方，像汽车这种高科技企业在美生产成本还可以承受，而大量劳动密集型产品制造、劳动密集型加工工厂就不可能在美国生存，而中国就成为日元升值后日本外向型企业再生之地。日本企业在中国投资或者发展加工贸易还可以带动旧设备出口(注：一般来讲日本企业技术水平高，即便是旧设备其技术水平仍可达到我国海关商检的要求)，带动本土零部件、原材料出口，在中国制造后销售方向有三：一是当地；二是第三地；三是返销本土。由于我国加工贸易政策在世界是最宽松的，原产地证发放标准极低，所以有大量的日本企业利用这项政策在中国加工出口到第三地、发展迂回贸易。据了解日本企业在我国设立的投资企业向第三地出口占其销售额大致两成，而日本企业在我国经营的加工贸易向第三地出口规模更大。更加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中国现在成了日本企业避免贸易摩擦的“安全港”和再生基地，如今中国背负着巨额贸易顺差的“名声”，仅仅得到一小部分利益，其中绝大部分利益实际上归了日本企业所有，同时它还成为美国施加压力迫人民币升值的因素之一。据日本一家著名研究机构、惠穗银行综合研究所分析，在预测日本经济至2010年年均增长1.91%当中，日本企业对中国投资设立企业和发展加工贸易带动日本出口将使日本经济多增长了0.8个百分点。可见中国作用非常显著。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中国作用日本经济仅能维持1.11%的增长水平，还会回到九十年代经济长期持续低迷状态。
　　七、避免了日本爆发通胀
　　日本政府在九十年代为了刺激经济复苏发行了大量国债，投资于公共事业。为了解决资金来源问题，日本政府让央行破例大量购买国债。这一举措极易引发恶性通货膨胀。然而这项政策之所以迄今可以安全运作，主要就是因为中国对日本出口大量的价廉物美商品，中国的供应不仅没有让通胀爆发，反而还让绝大多数生活在中下层的日本国民不需要到银行提取存款就可以享受到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以及保证了正常货币供应量。目前日本央行还在犹豫这项危险政策何时截止，担心停止超额购买国债之后没有新的购买主顾会引发通胀。而中国政府外汇管理局在调整外汇储备结构时，如果增加持有日本国债，成为新的主顾，日本政府就可以轻松避免通胀出现。
　　八、有助于日本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
　　据了解，目前日本老年人口占17%，预计2030年老龄人口将升到33%，这意味2010年以后日本经济增长将由于劳动力不足而放慢，2020年以后经济、社会甚至无法维持正常运转。但是日本如果依靠邻近的人口大国中国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可能是轻而易举的事。
　　总之，通过以上分析使读者清楚了解了：让日本摆脱危机、从失败的困境走出来的是中国，让日本结束一个失败的时代是中国，让日本重新恢复信心的是中国，让日本能够顺利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代的还是中国。如今的日本经济对中国因素的依赖已经不是可有可无，而是足以左右其经济出现重大转变的关键因素。(来源：商务部 / 作者：金柏松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