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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我国迎来性别比升高时段
　　我国迎来性别比升高时段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有关专家日前完成的一项研究表明：2020年以后的若干年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失调问题将持续存在，由于性别比升高影响择偶的重要时段将出现在2040年前后。
　　本研究以2000年分年龄性别的人口为基数，以2000年的妇女总和生育率和分年龄分性别的死亡率为参数，把出生人口性别的变化趋势分4种方案进行了测算：方案一为经过全社会的努力控制，10年后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恢复正常，稳定在107（即每出生100个女孩，对应出生107个男孩，以下以此类推）；方案二为有效遏制性别比升高势头，2015年以后稳定在110；方案三是指出生人口性别比在120水平上居高不下，方案四假定在2005年以后出生人口性别比始终正常。研究得出：2020年，前三种方案男性比女性均多2488万，2050年，20～49岁男性比女性分别多2769万、3249万、4742万和1544万。
　　从以上数字看出，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对婚育年龄男女人数的影响在不同前提条件下有所不同，但从2020年以后的几十年里，我国婚配比例将始终处在男多女少的状态，男性择偶拥挤状态难以改变。而过高的性别比例可能带来买卖妇女加剧，甚至引发社会秩序和家庭伦理等社会问题，应当引起关注。传统观念的惯性
　　背景男性性别偏好 成本—效益的选择
　　20世纪80年代，我国性别比例开始发生变化。20世纪80年代初，男孩与女孩的比例是108.5比100。到1990年时，变为111比100，到2000年达到116比100。现在，男孩与女孩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已经达到120比100的严重失衡程度（正常值为103～107）。
　　传统观念的惯性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口经济研究所的黄荣清教授认为，从表面上看，中国的新生儿性别比例失调实际上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传统观念。
　　在中国历史上就有对生男孩偏好的倾向。“多子多福”、“养儿防老”、“传宗接代”等观念长期积淀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成为中国社会文化的一部分。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认为这种传统观念也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因为中国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机制及利益补偿机制，养老金处于赤字运行状态，养孩子防老的思想是自然的选择，而在中国现有的婚嫁模式下，女儿长大了要嫁给别人，不能赡养父母，男性的“养老能力”明显更为实惠，这注定让人无法放弃“养儿防老”的观念。
　　成本—效益的选择
　　出生性别比急速攀升的轨迹，也是男女平等实现程度不够的反映。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今年3月发布的首部妇女绿皮书——《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报告》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男女性别工资差距实际上是在扩大。就平均水平而言，女性与男性职工的工资之比，由1988年的0.84下降到1995年的0.82。女性较易从事进入门槛和垄断程度低的行业，而在进入门槛和垄断程度高的行业中，男性占有优势。
　　在所有条件都相同的条件下，雇主给女性的工资仍然低于男性。
　　在农村，虽然政府在土地法中规定男女享有平等的土地权益，但是由于缺乏具体的细则和有效的保障措施，再加上女性出嫁后要到男方家庭生活的传统，很多农村妇女无法分得土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郑也夫说：“因为结婚后女方要去男方家生活，所以在农村只给男性分土地，是在人口流动的情况下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平等，而这样，没有男孩的家庭就面临着生产资料缺乏的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男性性别偏好”也是中国人在进行成本—效益分析后作出的经济意义上的选择。
　　 摘编自4月21日《新世纪周刊》作者：闫娜男女比例失衡
　　观点男多女少会否引发严重社会问题正方会给社会生活带来一定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高春燕研究员表示，男女比例失衡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首先，人们寻找配偶的难度会增加。其次，传统家庭和社会的稳定受到威胁，容易引发婚外恋、同性恋等社会现象。第三，造成劳动力市场失调，影响国家经济发展。由于男性生命周期中的就业时间长于女性，如果男性多于女性，等于间接增加了劳动力资源的供给量，这将加重女性就业压力。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穆光宗教授指出，在男性大大多于女性的人口格局中，男性之间为了争夺资源和利益，随时可能爆发社会冲突与暴力事件，这将破坏社会正常的伦理秩序，损害社会的和谐、稳定与持续发展。
　　不少专家认为，解决男女比例失衡对民族国家来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一方面需要自身长期的调节，另一方面只能靠国际间的移民。但是，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际民间交往更加方便，一些国家通过“进口”来解决男女比例失衡，又给民族国家带来了不少新问题。比如，目前韩国的混血儿人数已经达到3.5万，到2020年将达167万，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有一个外族的母亲。到那时，韩国还算不算是一个单一的民族国家呢？在文化与传统的传承方面，大量混血儿的出现会引起什么问题呢？随着韩国的种族发生变化，韩国与那些“进口”母亲来源国的关系也与以往不再相同，这将成为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新课题，也是对人类发展的一个新挑战。
　　摘编自4月12日《环球时报》作者：任彦黄培昭谭武军刘知末桂林江雪晴反方种种弊端都只是猜想
　　2004年5月，美国杨伯翰大学的瓦莱丽·赫德森和英国肯特大学的安德烈亚·博尔合作出版了《光棍：亚洲男性人口过剩的安全意义》一书。他们认为，在中国和印度，到2020年，光棍将占到年轻的成年男性人口的12％～15％。
　　联合国驻华机构协调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卡利德·玛利克2005年初警告说，男女比例不平等，男多女少的状况正引发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
　　摘编自4月21日《新世纪周刊》作者：闫娜
　　反方种种弊端都只是猜想
　　美国大学国际关系教授乔舒亚·戈登斯坦在《泰晤士报》撰文批评《光棍：亚洲男性人口过剩的安全意义》一书，认为“证据并不能支撑结论”。他认为，将男性过剩同暴力联系之前，需要对男女性别比例不同的各种国家进行系统研究。“我不相信有人曾系统的、在世界范围的比较研究中检验过这些观点。”
　　耶鲁大学的社会人类学家卡罗尔·恩贝尔也表示同样怀疑。他指出，简单地根据“光棍”数量作出社会暴力化的预测忽略了一点——男人的暴力倾向是社会造就而非天生的。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夏学銮教授说：“新生儿比例失调影响未来一段时间的正常婚配，危害中国人口安全，甚至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婚姻和谐是社会和谐的重要环节，如果这个环节出现问题，会冲击家庭，对社会产生消极影响，有可能会引起社会结构做出相应的调整。但现在男女比例失调还没有严重到这个程度。”
　　夏学銮认为，现阶段中国存在的性犯罪、拐卖妇女的情况，可能跟男女比例失调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中国现在人口的性别比例为106.63，属于正常范围，而且，实行计划生育后造成的性别比例失调还没有到显现出来的时候。单纯把拐卖妇女和性别比例失调挂钩是没有经过严谨的技术分析的想象。
　　西方的研究人员也承认，现在一切关于性别比例失调的种种弊端都是猜想，因为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时期的性别比例失调这么严重。
　　而人口统计的计算方法则告诉我们，出生性别比与婚配性别比，绝不是简单的队列时间推移关系，出生性别比只是婚配性别比的一个影响因素，而不是必然的因果关系。
　　摘编自4月21日《新世纪周刊》作者：闫娜惩处非法鉴定胎儿性别遭遇法律缺位
　　惩处非法鉴定胎儿性别遭遇法律缺位
　　日前，家住安徽省肥东县撮镇的李某以赢利为目的，非医学需要利用B超诊断仪为孕妇作胎儿性别鉴定牟利，严重扰乱了国家计划生育工作秩序，公安机关对此决定立案侦查，并提请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但我国现行刑法对非法鉴定胎儿性别罪尚未作出规定，“两高”对此也无相关司法解释，因而执法办案遭遇法律缺位。
　　今年44岁的李某，早年毕业于某卫校，以诊所为掩护背地里干起了为他人非法鉴定胎儿性别的勾当，赚取不义之财，因此被肥东县卫生局吊销了个人执业证书。但B超机还在，他开始专门为他人非法鉴定胎儿性别，直至被有关部门抓获。
　　我国现行的母婴保健法和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都作出了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但只有一般的行政和经济处罚。我国刑法并没有针对打击非法鉴定胎儿性别的相关专门条款。对不具有医生执业资格的人，为他人非法鉴定胎儿性别情节严重的，依据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的规定，以非法行医罪追究刑事责任。
　　何为“情节严重”，尚无相关司法解释，类似本案中李某为他人非法鉴定胎儿性别的违法行为如何界定，这些正是当前立法和制度上的缺失。单单一条“非法行医罪”对于震慑非法鉴定胎儿性别的违法行为，显得过于苍白无力。为此检察官呼吁尽快对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作进一步完善修订。　
　　摘编自4月15日《江淮晨报》作者：关朝银张庆科
　　观点
　　遏止性别比失衡需严肃执法
　　3月28日，一名印度医生和他的助手因为涉嫌向孕妇泄露胎儿的性别而被判刑两年。这是十多年来印度首名医生因私自为孕妇提供产前性别检查而被判刑的案例。有关人士认为，这一事件将对其他非法行医的医生起到警示作用。
　　印度是一个“重男轻女”思想浓厚的国度，一是因为男子通常是一个家庭主要的劳动力；二是因为在印度，女子出嫁时需要很多嫁妆，很多贫穷的家庭根本负担不起，由此导致的家破人亡的悲剧并不鲜见。
　　另外，按照印度传统，只有儿子才能完成送父亲到天堂的仪式。
　　为避免男多女少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印度政府于1994年颁布法律禁止通过技术手段进行产前性别鉴定，并禁止孕妇因胎儿的性别原因而进行堕胎。尽管政府三令五申，但仍有个别医生暗地里违规操作。相关法律实施十多年来，印度的男女性别比例并未得到根本性改善。
　　其实，此类问题在我国同样存在。男女比例失衡无疑将会危害到国家的人口安全，甚至影响到社会稳定。因此，完善法律制度，严厉打击非法胎儿性别鉴定及选择性别流产(专题 访谈 咨询)、引产，是有效遏止并从根本上扭转我国人口男女比例失调、实现性别平衡的重要途径。
　　遗憾的是，我国刑法中对打击实施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的行为没有规定，至今无人因此而获刑入狱。这直接影响了打击非法鉴定胎儿性别、遏止男女性别比例失衡的力度，使一些禁止性规定变得苍白无力。
　　我们希望，有了完善的法律制度，再加上严肃的执法，男女性别比例失衡的现状能得到有效遏止。
　　摘编自4月4日《中国妇女报》作者：李克杰鉴定胎儿性别刑法如何介入
　　鉴定胎儿性别刑法如何介入
　　对非法鉴定胎儿性别，我国的计划生育法第36条已规定，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关键是，如何在刑法中找到相对应的条款以定罪量刑。刑法应该如何介入？有人认为，既然我国刑法没有相应的罪名，所以就应该加一条“非法鉴定胎儿性别”罪，这次审议的刑法修正案（六）草案中就有这种观点的体现。
　　然而，笔者以为大可不必，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已经有一款“非法行医罪”。由于这一罪过的主体是“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长期以来，这一条款无法担当大部分“非法鉴定行为”的定罪量刑。
　　一个没有取得执业资格的人进行“非法鉴定”，可以被法院判为“非法行医罪”；但是，一个取得执业资格的人进行“非法鉴定”，却可以逍遥法外，这显然是不公平的。笔者认同刑法专家赵秉志教授的观点，删除对非法行医罪犯罪主体的限制，将该罪主体设置为“一般主体”，将非法“鉴定胎儿性别”纳入其中。
　　当然，单靠禁止和刑罚难以解决根本问题。制度的有效性最终只能“诱导”而不能“强制”人。鉴定胎儿性别之所以在我们社会中被异化，很大程度还是由于我们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以致大部分人“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挥之不去。因此，非法鉴定胎儿性别要定罪量刑，但政府更须做到人人都“老有所养”。否则，再苛刻的刑法，最终也只会沦为“过剩的法律”。
　　作者:魏萍;闫娜;任彦;黄培昭;谭武军;刘知末;桂林;江雪晴;关朝银;张庆科;李克杰;彭兴庭2&nb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