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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的5月和11月，美国财政部都会向国会提交一份“国际经济与汇率政策报告”(下称“汇率报告”)，其中关于哪些国家属于“汇率操纵”国的名单制定，成为世界各国观察美国处理世界经济关系的重要窗口。又逢5月，关于美国财政部将可能把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的议论又在纷起，世人关注。
　　美国和中国同属于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引擎，若把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名单，意味着美国参议员舒默和格雷厄姆炮制的、向中国出口产品征收27.5%惩罚性关税法案也将获得美国财政部的支持。
　　美国国内的一些利益集团、政府部门或学者，之所以热衷于把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名单，无外乎是因为中国出口不断增加、国际收支顺差不断扩大、以经济发展和文化复兴为主要内容的和平发展不断前进，使得在世界经济、政治和国际关系中独享霸权的美国感到不适。这些人习惯于单向思维，看不到对中国以“汇率操纵”名义采取的极端政策措施，将是一项两败俱伤且殃及世界经济发展的非帕累托政策选择。
　　美国财政部每年提交的“汇率报告”的法律依据——《综合贸易及竞争法》，是上世纪80年代，由于美国对亚洲国家的贸易赤字不断扩大，于1988年制定的。这部法律是美国的国内法，不是国际法，不应该以此法律对别国汇率政策指手画脚。与此相反，具有国际合作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却没有对“汇率操纵”进行过相应的规定或定义，更没有设立相应的判定标准，并赋予各成员国自主确定本国汇率制度的权利，可以选择浮动汇率制度、管理汇率制度和固定汇率制度。从这一角度看，美国的《综合贸易及竞争法》是违背世界货币体系、组织制度的法律，是一个操作性较差、判定标准模糊只有主观臆断使用的法律，是不断制造世界经济发展不和谐的法律。
　　明智的美国经济学家蒙代尔、斯蒂格利茨等，都曾明确地告诉美国政府，逼迫人民币升值无益于美国改变财政赤字、贸易赤字的窘境，即使中国不向美国出口商品，美国也将从其他国家进口商品。造成美国“双赤字”的根本原因是自身的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美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只有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压缩财政赤字、提高储蓄率，从而减少美国开放经济体的吸收能力，才能扭转美国的“双赤字”。
　　当然，以“双赤字”为标志的美国经济失衡形成的重要国际因素，还在于以美元为主导的世界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体系。美国要维持美元的霸主地位，就不得不通过大量的贸易逆差向世界供给大量的美元。在现代世界经济交往中，金融资产交易的总额已超过贸易总额，世界经济运行中的非贸易性美元需求将大大增加，这也迫使美国不得不以贸易逆差来向世界金融资产的交易供给美元。因此，简单地把某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以期实现扭转美国贸易逆差的想法，显得有点粗糙。正如“广场协议”没有扭转美国贸易逆差扩大一样，即便把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也无法扭转美国贸易逆差的这一历史趋势。只有改革和完善世界金融体系，才是美国实现本国经济均衡发展的务实政策。
　　作为负责任的中国，不仅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保证了世界经济整体的稳定发展，而且在减少美国贸易逆差、帮助美国经济恢复均衡发展的过程中，先在政策上给予了不追求中美贸易长期顺差的承诺，后又采取了切实的行动和经济政策，包括以吴仪副总理为代表的中国采购团在美国的大笔采购，以及继续实施扩大内需的经济政策。美国财政部难道对这些切实行动视而不见？
　　我们不希望看到美国政府被局部利益和单向思维主导其政策走向，更不愿意看到世界上两大经济引擎因此而发生剧烈的贸易摩擦。希望美国部分人士放弃极端的、不明智的报复性措施，回归克制、务实、明智的态度，增强中美经济合作，共同解决世界经济的失衡、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