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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针和输液是医疗、预防、保健服务中最常用的技术手段，但是现在却存在着因注射过度而被专家称为“滥用”的危险，不安全注射导致医源性感染和血源性疾病传播的例子不胜枚举。所以，尽量避免注射方是不增添疾病的方法。
　　受访人王克安教授：流行病学家，计划免疫学家，原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院长，中国安全注射联盟秘书处主任，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前不久，在东北某市发生的艾滋病带毒者献血，导致传播20余人的事件，就是突出的不安全注射教训。
　　冬天是呼吸道疾病高发的季节，也是打针和输液密度最高的时段。基于防止通过针头的接触传染上其他疾病的出发点，安全注射，适度注射，方是没有副作用的治疗。
　　■不安全注射传播乙丙肝、艾滋病和部分肝癌、肝硬化发病
　　采访人：王教授，您在各种场合称不安全注射是无声的杀手和瘟疫，为什么这样说？
　　王克安：因为不安全注射是一个被大家忽视的公共安全问题。使用未经消毒或者不合格消毒的注射器或穿刺器具，重复使用一次性注射器，没有严格执行无菌操作的规定，连续注射时共用针头或换针头不换针管，操作技术不正确，注射的废弃物处理不当等等，都是不安全注射。
　　不安全注射在我国是个严重问题，上亿肝炎的感染者和艾滋病毒感染形势日趋严峻，就是最好的例证。应该看到，很多传染病是不安全注射行为造成的。比如常见的葡萄球菌传染等。而传染上分枝杆菌，则能使注射的局部引起脓肿溃疡，特别不容易好。艾滋病毒及乙肝(专题 访谈 咨询)和丙肝的传播，则是最麻烦和最可怕的。
　　采访人：这样的例子多吗？
　　王克安：不胜枚举。据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的估计，全球每年人均注射3.4次，其中不安全注射的比例高达40%,造成全球每年有2170万人感染乙型肝炎，在新感染病例中占32%；使200万人新感染丙型肝炎，占新感染病例总数的40%；使26万人感染艾滋病，占新感染病例总数的5%，在南亚这一比例可能已高达9%。另外，肝癌的28%和肝硬化的24%也可归因于不安全注射。全球每年死于不安全注射的人数达50万人。
　　■我国不安全注射问题非常突出
　　采访人：我国的具体情况怎样？
　　王克安：情况非常严重。在全球，不安全注射使130万人提早死亡，其中我国占29.4%；造成2600万寿命年的损失，直接医疗费用达5.35亿美元，我国占26.5%。
　　我国每年约注射50亿次，是全球最大的注射大国，非安全注射行为非常突出。在某些省份，不使用消毒的注射器和针头进行注射的比例达30%。调查表明，20%的乡村医生认为，注射过程中只要没有明显回血现象，就可以重复使用注射器；更为严重的是，共用一次性注射器造成艾滋病病毒在中国迅速传播。
　　我国肝炎患病率高，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总数达1.2亿多，估计每年新发病例达120余万。目前我国艾滋病感染者也逾百万。1995年前后因不规范和非法采供血活动造成的艾滋病传播，涉及全国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现在重点村供血浆人员的感染率一般为10%-20%，最高达60%。
　　采访人：真可怕！怎样才能避免因为打针输液给自己添病？
　　王克安：需要从两方面考虑。首先是促进安全注射。安全注射意味着确保各种注射，包括输液、输血及其制品等，无论是用于免疫预防还是用于治疗目的，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对任何人都是安全无害的。这就是说要做到“全面、彻底”或“百分之百”的安全注射，英文为“UniversalSafeInjection”。其次是减少不必要的注射、输液、输血，保证每次注射都是安全的以及安全处理废弃物。
　　■能吃药不打针，能打针不输液
　　采访人：可是大家觉得打针输液是很常见的治病办法。
　　王克安：没错儿，注射是医疗、预防、保健服务中最常用的技术手段，但是注射在世界各地都在被滥用。在发展中国家，每年大约有160亿次各种注射，其中95%以上用于治疗目的，约3%为免疫预防注射。据报告，70%用于医疗目的的注射或是不必要的，或是可以通过口服途径给药代替的。这往往是由于病人希望医生给予注射治疗，认为注射的疗效快，同时认为医生也将注射作为最好的治疗办法。而医生则认为注射疗法可以使病人满意。另外，有的可能是为了获取较高的服务费。
　　任何疾病都可以通过打针输液来治疗，但是有些情况是可打可不打，要根据不同的疾病、人群和特殊地区进行分类。孩子一发烧就打针，对个人来说是快一点，但是也增加感染的风险、药物副作用的风险，更可怕的是增加过敏的风险。尤其是血源性注射，有一个窗口期的问题。比如艾滋病毒，根据人体的免疫反应，一般感染两周后才能检测出来，即使现在时间提前了，但是提前到一天的却没有，所以极大增加感染风险。
　　采访人：患病时应该怎样做才能远离不安全注射？
　　王克安：把治病的习惯改一改。我认为，患病时，可以吃药的就不要打针，能打针的就不要静脉输液，公众应该具备这样的自我保护意识。在看病时，也可以把这个想法跟医生提出来，寻求最好、最安全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