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2
　　4月12日，北京博士伦终于宣布，它将停售进口的“润明护理液”。这种用于隐形眼镜护理的药水，据说有可能导致真菌感染角膜炎。这一决定比它在新加坡、香港晚了近两个月。早在2月20日，新加坡卫生部就决定，暂停使用这一护理液，“直到调查结果正式公布为止”。
　　根据公开报道，到4月12日，在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再次约见北京博士伦公司总经理”，并“对此事的处理提出了要求”之后，北京博士伦终于作出了“停售”决定。
　　角膜炎有多么可怕，除了相关的专家和患者，可能很少有人说得清楚。搜索一下能吓你一跳：真菌性角膜炎是一种致盲率较高、治疗较为棘手的感染性眼病。可能致盲，想来事件严重。
　　但北京博士伦的行动，比起新加坡和香港，甚至比已经慢了半拍的马来西亚(3月15日决定“禁售”)还要慢。你还可以想，如果没有相关负责人的“再次约见”、“提出要求”，是不是这一产品还会在中国继续销售？虽然中国的“润明护理液”只有2%来自进口。
　　慢了半拍的不止这些。如果你仔细想想在过去这一两年时间里发生的类似事件：苏丹红、孔雀石绿、转基因豆奶等等，那些在境外已经闹得沸沸扬扬的食品安全事件，在中国，似乎都慢了半拍。一方面，中国的相关部门“密切关注”；另一方面，相关公司言之凿凿，大发“声明”，生意却还照做——除非到了实在做不下去的时候。
　　商人们的“慢步”是可以理解的，谁希望把做得好好的生意停下来？
　　但是作为管理者，尤其是那些负有监管责任的管理者，如果他们也“反应迟钝”，就有些说不过去了。你拿了民众给你的薪水，就应该对民众负责。
　　按理说，制度建设(包括法律建设)的“滞后”可以理解：时事异已，原有的制度(法律)不能“与时俱进”了，然后相应做出调整，这是常理。也因此，才要求制度建设需要具备一定的超前性，为未来“时事”的变化预留空间。
　　但是在中国，这种“超前性”往往不容易看到，倒是“滞后性”随处可见。《环保法》是1987年的，已经过了快20年了；《节能法》是1997年的，也将近10年光景——这些关系到经济发展大局的法律，终于在最近开始了修订的步调。
　　另外一些，虽然可能已经不止20年，却还在拿着老“皇历”看新“运程”。比如中国的自来水标准，那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制定的，却沿用至今。可笑的是，早已经被国家明令禁止生产的“六六六”、“滴滴涕”等农药，居然在那仅有的30多个指标的体系中赫然在列。
　　而相关部门修改这一标准的日程，据说也已经“安排”了五六年。比较他国每隔几年就要“与时俱进”修改这些指标的速度，可能就不止慢了半拍。
　　我们每天都要喝水，但这个水的标准却迟迟未出。让人难过的是，并不是修改这些指标技术上有多大难度，也不是中国缺乏相应的专家、机构，而是相关的“主管者”这些年来更多在争论：到底谁有资格、有权力主导这一标准的制定。
　　想起来，这是比有关部门的“反应迟钝”更加严重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