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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政法大学兑现了校长徐显明在两会期间的承诺。今年，该校在河南、山东、四川的招生都达到或超过了100人，分别达到了102人、102人和100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今年在北京投放的招生计划由去年的185人下降为160人，降幅达到了13.51%。
　　今年高考，中国政法大学宣称将实行“按各省人口比例”招生，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一年一度的高考招生工作日益临近。日前，中国政法大学印发的2006年招生章程中的一段话，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本着教育公平的原则，根据各省人口基数，考虑生源质量、专业特色等因素制定学校分专业、分省生源计划。”
　　根据这一指导思想，中国政法大学在保持招生总数不变的前提下，对2006年分省区招生计划进行了适当调整。其中，在北京市投放的招生指标从去年的185名削减到今年的160名，北京生源所占比例从去年的9．25％下降到8％。
　　同时，该校还削减了在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北方省市投放的招生指标，增加了在四川、河南、山东、广东等省份的招生计划数，甘肃、宁夏、青海、西藏等西部省区的招生指标则维持不变。
　　追求招生公平的有益尝试
　　早在今年两会期间，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就表示，该校将对招生制度实行重大改革，本科分省招生计划将按各省区市人口比例确定。一石激起千层浪，政法大学的做法很快在社会上引起多方面反响。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导师周洪宇认为，近年来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特别是进入“985”工程的重点高校在所在地名额投放比例过高。比如，河南的总人口数是北京的8倍多，考生总数是北京的7倍，而北大、清华在北京的录取名额投放数却分别是河南的4．5倍和4．9倍；山东的总人口数是上海的近7倍，考生总数是上海的6．5倍，而复旦大学在上海的录取名额投放数却是山东的22倍多。
　　一份对2000年至2002年全国部属高校招生计划的分析材料表明，教育部直属高校本地生源比例的全国平均水平是44．76％。就具体地区而言，同期北京均值为18．98％，是全国最低的区域；浙江大学则以每年超过60％的本地生源比例，居部属院校本地生源比例“排行榜研究生院”之首。
　　长期关注教育公平问题的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的杨东平教授认为，中国政法大学按人口比例投放招生指标是一次有益的尝试。
　　录取制度改革不容忽视
　　“全国重点大学在各地的录取名额投放不平衡，使没有或有很少重点高校的中西部省份考生上重点大学的几率下降，不利于缩小地区差距。”周洪宇说。
　　杨东平认为“高等教育改革内容是多方面的，如考试制度改革、录取制度改革、教学改革，等等。这么多年来，大家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对考试制度的改革上，而实际上，录取制度改革也不容忽视。”中国政法大学将招生名额分配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使得录取制度改革受到关注。
　　对我国历代科举制度有着独到研究的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则认为，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是一个“千古难题”，北宋时就曾发生过司马光与欧阳修之间的科举南北之争。当时，由于北方久经战乱，经济萧条，教育大大落后于南方，结果出现南北举额严重不均的现象。于是，司马光代表北方主张在进士录取中实行“逐路取人法”，即按地区分配名额。而欧阳修则代表南方，提出“凭才取人”。到了明代，科举采取“分区录取”的办法，试卷分为南卷、中卷和北卷。清朝康熙年间，开始实行“分省定额录取”。“这与我们今天的高考录取制度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刘海峰说。
　　高招均衡仍是待解难题
　　目前，我国高考招生矛盾主要集中在人口大省上，适度向这些省份倾斜是必要的，但如何倾斜也值得考虑。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孙东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政法大学的调整幅度并不大，从统计学上衡量并无多大意义，未真正达到他们所宣称的“按人口比例”招生的地步。另外，在高等教育资源，尤其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极度稀缺的情况下，一味地按地域人口来平分招生指标，也有可能违背高等教育选拔优秀人才的初衷。
　　“中国政法大学的方案有点儿简单化。指标增加的省份当然会高兴，而指标被削减的省份肯定不满意。”杨东平提出了一个他认为在当前情况下震荡最小的“增量解决方案”，即原有指标维持不变，而在每年扩招的增量部分向人口大省倾斜，以缩小各省市之间录取率的差距。
　　周洪宇认为，招生指标的投放应该综合考虑各省总人口数、考生数、拥有进入“985”工程的高校数以及上年实际录取数等因素，他还为此设计了一个数学模型。“实现教育公平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尽管中国政法大学的改革方案不完美，但它朝着有益的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周洪宇认为，“只要大家都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从我做起，有所作为，实现我国高等教育相对公平的梦想就不会太遥远。”
&nbsp;(编辑：苏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