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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了《义务教育法》修订草案，其中明确规定：地方政府要为流动人口子女提供平等享受义务教育的条件。　　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民工）在各大城市受到的种种歧视，早已引起注意。不过，这还不仅仅是个社会公平的问题，也不仅仅涉及城市的外来人口本身。那些享受着最近中国经济起飞“红利”的城里人，似乎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和自己的切身利益有多么大的关系。我劝他们这样问问自己：“二十年后，谁来养活我们？”　　根据专家的估算，到2010年代初期，中国劳动人口将停止增长，老龄化加速。过去二十多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有将近四分之一的因素要归结为计划生育政策所带来的“人口红利”。看看现在的中国，每对城里的夫妇只有一个孩子，被抚养的人口少，干活的人多，经济当然增长得快。但这种“人口红利”十年之内就会消失。二十年后，中国正处于“人口负债期”：当今的劳动人口大部分已经退休，要靠他们的孩子们来抚养。而按照目前大城市的出生率，那时的一个劳动力就要抚养两个老人。或者说，那时的一对年轻夫妇，不得不两头孝敬四位老人。　　现在城里的独生子女，许多是娇生惯养，习惯了父母为他们牺牲。父母两人为一个孩子牺牲也确实容易些。但是，二十年后，这样的孩子长大，自己突然要面临照顾双亲的责任，再加上下面还有子女要抚养，等于一个人要为三个人牺牲。到时候他们承担得起吗？靠得住吗？　　可惜，当今中国的劳动人口，特别是城里的中产阶层，还缺乏这样的危机感。因为目前四十岁上下这代人，常常是兄弟姐妹三四个。他们一起抚养父母，分摊责任，并不感到太困难。但当他们自己老了以后，谁来抚养他们？这是大家很不愿意面对的问题。但这个问题不仅每个家庭要面对，整个国家也必须面对。因为年轻的劳动力少了，被抚养的人口多了，社会的资源就少，负担就大，经济发展就慢，能给老年人的福利就少。　　这种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还为我们的社会提出了另一个挑战：在年轻人多，老人少的社会，年轻人可以凭干力气活，拿低薪来维持。因为要是两个年轻人养活一个老人，大家各省下一点就够了。但是，在一个老龄化的社会，当一个年轻人要养活两个老人时，这个年轻人如果工资太低，不仅自己养活不了，被他养活的老人也会跟着倒霉。所以，他就必须成为一个能够创造高附加值，拿高工资的人。这样才可以有足够的剩余分给老人。这也是我一再说“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的原因。　　这种老龄化的前景，逼着我们不得不为二十年后培养能够创造高附加值的劳动力，把每一个孩子都当精英来培养。如果现在农民工的孩子长大还是农民工，而不是精英，倒霉的恰恰是那些现在觉得自己很优越的城里人。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句话现在已经不仅仅是道德说教，而是关系到大家切身利益的至理名言。我希望城里人能够把农民工的孩子当成是自己的孩子，以“养儿防老”的精神，为他们的利益而奔走。否则，仅靠一纸法案，是挡不住学校对农民工子女乱收费的。中国人都知道，孩子长大不争气，倒霉的是自己。现在如果听任社会歧视农民工子女，就等于坐视别人盗窃自己的养老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