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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化时代给国家安全带来深刻影响和全新变化
　　国家安全问题呈现综合性复杂性多变性增强态势
　　有效应对多种安全威胁是军队职能所在使命所系
　　一个强大的国家，兵不血刃就分崩离析了；一个小国的货币贬值，招来了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当代唯一的超级大国，被几个游侠式的人物拖入了一场“全面战争”；对“SARS”和“禽流感”的防范，催生了“全球预警”机制；海啸、地震、飓风等也引发了许多国家的军事救援行动……在全球化深入发展和深刻影响的大背景下，我们面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人类安全和国家安全的新图景。当今世界，再也没有人能够回避这样一个问题——“全球性安全”。
　　显然，科学分析和认识全球化时代国家安全的特点和规律，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胡主席关于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重要论述的深刻内涵，进一步增强履行历史使命的自觉性。
　　全球化时代国家安全的大视角
　　全球化进程与资本扩张的进程一样久远。《共产党宣言》对此有过非常生动的描述。经过时断时续的量的积累和扩张，到20世纪90年代，这一进程跨过一个临界点——全球化进程步入了全球化时代。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有三个显著的标志：一是全球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它是伴随着冷战的落幕、两极对立格局的解体而到来的。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即只有把地球作为一个统一的生产空间来进行生产，才能最有效地释放它的巨大能量。有人分析，“市场扩张的力量”是“柏林墙”倒塌的深层原因。
　　二是计算机的普及和因特网的出现。生产工具和科学技术的革命性飞跃历来是时代转换的物质技术特征。因特网的连接，促成了信息的广泛分享和自由传播，为人类从全社会的范围有效地组织生产和消费等开辟了道路，加剧了社会的变革，特别是给国家安全带来深刻影响。
　　三是以“9·11”事件为开端的全球性问题的总爆发。历史进程常有某些重大事件作为标志。“9·11”事件是全球化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历史拐点。这一事件的发生说明，全球化发展中个别企业、个别国家的有组织性和整个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已经积累到了异常尖锐化的程度，这个深刻的矛盾通过全球恐怖主义、贫富对立、气候变暖等一系列严重的灾难性事件爆发出来，直接威胁到了人类正常的生存，使国际社会的治理与整合，国际新秩序的建立成为时代的紧迫要求。
　　时代的判断是最高层次的战略判断。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国家安全问题，不是一般的、笼统的安全问题，而是“全球化时代”的安全问题。不从这个大背景出发，我们就不能正确地理解和运筹今天的安全问题和战略问题。
　　全球化条件下国家安全的新特征
　　全球化突飞猛进地发展，给国际关系和国家安全问题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全球化时代安全问题的第一个本质特征是安全的两重性特征。利益规定安全，从来如此。全球化时代下国家利益关系的性质与过去相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零和状态下国家关系的性质大多是单一性的，那就是对立与对抗，而全球化时代国家关系的性质是非零和的，普遍具有两重性。全球化没有消除对立和对抗，相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激化了各种矛盾，加剧了全球范围的冲突。但与此同时，国家之间的同一与合作因素也在增长。相互依赖与相互竞争的同步加深，使国家间的利益关系复杂化，利益对安全行为的驱动也双向化。对立的利益导向冲突，共同的利益导向合作。在全球化时代，随着国际相互依赖的不断加深，国家利益的同一性的分量在上升，它虽然不可能取代利益的对立与冲突，但却能与同步存在的对抗因素形成相互制约的关系。这种状况要求安全的行为主体把针对安全两重性的两手策略上升到战略手段的层面来运用，善于在国家利益的对立与合作中把握平衡，在利益的求同存异中找寻出路，以达到维护安全的目的。
　　全球化时代安全问题的第二个本质特征是安全的整体性空前加强。全球化的根本推动力是生产力的扩张和资本的扩张。生产力的扩张把全球的生产和生活日益整合为一个整体，由此也提出了在完整意义上和全球层面上维护安全的课题。资本的扩张没有消除资本主义最深刻的矛盾，只是改变了这些矛盾的表现形式和发生作用的范围，因而使老的安全威胁具有了新的形态和更大的活动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对一国的安全威胁往往具有了针对别国的性质。例如二氧化碳排放第一大户美国拒不签署《京都议定书》，而全球气候变暖效应所造成的地球气候异常直接危害了美国，卡特里娜超级飓风发生后，美国不得不放弃僵硬的对抗立场，做出了妥协。2004年底发生的印度洋海啸灾难和2005年发生的南亚大地震，引来了世界各国的援手，演化为一场国际安全大营救。身处地球上不同角落的人们越来越明白了一个道理，在全球化时代，安全是相互关联的，救别人就等于是帮自己。全球化时代正在强烈地呼唤全球的普遍安全。
　　全球化给安全问题打下的第三个深刻印记是——“应对复杂”。由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原因，我们现在面临的安全领域不知要比战争年代和冷战时期扩大了多少倍，就安全类型讲，现在是两类安全并存，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交替上升、交织影响；从安全的行为体讲，有地区安全、全球安全、自然生态安全、社会安全和人的安全等，国内安全和国际安全的互动性增强；各类利益关系交叉重叠，形成了维护安全的“两难”困境。通讯技术的跃升所带来的革命性影响，进一步加重了安全的复杂性特征。信息技术和信息网络的放大效应和工具效应大大改变了安全的时空特征，造成安全问题扩展化、安全环境虚拟化、安全边界模糊化、安全要素透明化、安全博弈非对称化等新形态。在全球化时代，没有泾渭分明的敌我界限，也很难作出非此即彼的是非判断。全球化时代安全的复杂多变固然增加了世界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但是也恰恰因为复杂，给我们提供了利用矛盾，争取战略回旋空间、制约战争倾向、维护和平局面的更多条件。
　　军队维护国家安全的新职能
　　全球化深入发展给安全问题带来的深刻变化和重大影响，必然要反映到维护安全的手段和行为方式上来。国家安全问题的综合性、复杂性、多变性进一步增强的态势，对国防和军队建设提出了新的时代课题。
　　我们注意到，当今世界上一些主要大国的军事变革和军队转型，不仅是基于信息技术的变革和转型，而且是军队职能的变革与转型。在加强和提升应对传统安全威胁、继续增强或谋求打赢现代化战争的优势与能力的同时，也在关注、研究应对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的问题，使军队能够担负起多方面的维护国家安全的任务。
　　胡主席提出的“三个提供、一个发挥”军队历史使命，适应了时代发展和国家安全形势的变化，适应了世界军事发展的趋势，进一步明确了我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扩展了我军的职能。实现中国和平崛起的目标，是新世纪中国根本的国家利益，是维护国家安全始终环绕的核心。在全球化时代，我们必须牢牢把握住全球化提供的历史机遇，在深度融入全球化进程的同时，理直气壮、毫不动摇地捍卫国家的主权安全。同时，也要看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不仅依然面临着军事安全威胁，也面临着政治安全、经济安全、信息安全、能源安全、海上通道安全等方方面面的威胁。军队所担负的任务不仅仅是如何赢得战争，还要研究如何以强有力的军事手段应对多种安全威胁，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和发展利益。军队要达到在各种复杂条件下有效应对危机、维护和平、遏制战争、打赢战争的目标，必然对军事力量建设和军事能力建设，以及军事行动范围和行动方式等提出新的要求。在全球化深入发展所带来的新的安全背景下，我们只有进一步更新观念，用更加宽广的战略眼光来审视国防和军队建设问题，深入研究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家安全的特点和规律，以增强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能力为核心，不断提高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才能不负时代的重托，确保有效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