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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麻烦的话，就去华盛顿。”这是一位在美国政坛混迹多年的老者告诫后辈的箴言。令“老前辈”感到“欣慰”的是，他的那个后辈听从了他的建议，全力进军华盛顿，以伊拉克战争为突破口，从五角大楼拿回了大笔合同，如今已从失败的小商人摇身一变成为了大老板。而这家公司赖以生存的秘技就是利用说客打通各方面的关节，说服五角大楼增加对伊拉克战争的相关投入。
　　但与那些军工集团相比，这家公司也只是小打小闹。深谙华盛顿政治博弈之道的利益集团们对白宫和五角大楼决策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而且具有很强的系统性。这种投入的阔绰、工作的执着和游说阵容的豪华，都不会因为些许的国会山丑闻而减弱，也不会受到伊拉克不乐观局势的困扰，相反，正是伊拉克战争的困顿、油价的起伏和反恐形势的严峻，给了它们更大的游说空间。
　　不久前，哈佛大学的琳达·比尔米斯和哥伦比亚大学的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做了一份分析，认为布什政府低估了伊拉克战争的经济成本，程度远不止一个数量级。而劳伦斯·林赛在开战前的2000亿美元的预测早已作古(如今政府就已花费了2510亿美元)，保守的估计还需要2710亿美元。
　　有意思的是，经济学家特别提到了油价与战争的密切关联，并指出伊拉克石油产量骤降的事实———从战前每天约260万桶降到了110万桶。这一系列分析映衬着能源和战争不确定形势的大背景，令军工集团和能源集团都大有话说，前者嚷嚷着要继续增加对伊拉克的拨款，后者则大声呼吁要加快伊拉克的能源开发。
　　大企业和利益集团们的努力已有初步回报。日前，美国总统布什已要求国会追加724亿美元拨款，用于美军今年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从而使得今年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费预算高达1200多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则敦促伊拉克政府尽快制定一张开发石油资源的“路线图”，其中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吸引外国投资。而美国能源公司如何有效地参与运作，相信是华盛顿的政客及其背后的能源集团最为关心的。
　　当然了，游说也得遇到合适的对象更可能取得成功。让能源和军工利益集团欣慰的是，布什总统和切尼副总统都出身于石油世家，国务卿赖斯也曾供职于能源公司，政府的高官们与以军火商为代表的特殊利益集团关系也颇为密切，一些政府要员都有军人背景或持鹰派立场，因而使美国更倾向于对外动用武力。
　　相比之下，其他的一些利益集团与布什政府的要员们的瓜葛就显得淡薄了，这也使得它们在与能源、军工等利益集团的博弈中时常处于下风。在此前提出的2006年预算案中，白宫把国家安全放在了其预算优先事项的中心，在提议增加国防和国土安全开支的同时，则呼吁削减老年人健康保险等领域650亿美元的预算并进行长期的福利制度改革。
　　这边增加的，正是那边减少的。预算中的这一微妙变化，使得医疗保险等利益集团十分郁闷，一些因处方药改革而增大压力的州政府也颇有微词，从而也使得这一提案备受争议。而如果把这一“调整”放到中期选举年的背景下观望，我们会发现，利益集团博弈的背后，也闪动着两党对大选年话语权的博弈“身影”。
　　夹杂着两党利益、利益集团诉求和美国的国家利益的博弈也体现在中美经贸关系上。在事关中美经贸关系的几乎每一项提案和动议的背后，我们都会看到工商企业利益集团、劳工利益集团、农场主利益集团以及专业人员利益集团等的不同立场和利益要求。由于不同的利益集团有不同的利益驱动，各大利益集团都在争夺美国对外经贸政策的主导权，而两党也出于不同的考虑采取推动或稀释的态度。
　　在美国商务部发布中美贸易逆差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的报告后，我们注意到，美国中小企业和劳工利益集团与民主党议员一起，正在对白宫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一些民主党议员甚至提出了明显极端的制裁措施，包括扬言要对中国产品征收惩罚性高额关税，以及取消中国的正常贸易关系地位等。而在另一面，共和党政府对此却淡然处之，象征性地回应后，更多的则是期望与中国在更广泛的领域进行合作，尤其是在国际事务上。而明了这其中的汤汤水水，今后在面对中美经贸问题时，我们或许就会有更多的坦然和淡定，有更多的博弈意识和对症下药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