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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坦福大学下属胡佛研究所在3月底公布了蒋介石早年的日记，引起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胡佛研究所介绍说，这批日记是蒋介石1917年到1931年生活的真实记录，公布它们有助于完整了解近代中国的历史。
　　涵盖内容极其广泛
　　胡佛研究所所长莱希安接受《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说，这批日记是2004年12月由蒋氏第三代蒋孝勇的夫人蒋方智怡委托胡佛研究所保管的。这次胡佛研究所公布的日记，其最大特点在于“全”。“迄今为止，中国大陆和台湾都没有如此完整的保存。”
　　莱希安介绍说，除了1924年的日记可能保存在中国南京的第二历史档案馆之外，这次公布的日记涵盖了蒋氏在此期间的所有活动，而且1928年、1929年各有两本，时间上还互有重复，参与日记整理的高级研究员拉蒙·迈尔斯(中文名字马若孟)等人推测，这可能是蒋氏当年在不同地方频繁旅行所造成的结果。
　　此外，胡佛研究所的蒋氏日记是翻拍本，是由蒋介石自己手写的原本先用35毫米胶片照相再印刷出来的，最大程度地保存了原始状态，这也是目前中国大陆、台湾各自保存的抄本无法比的。
　　一些人物评价被隐去
　　莱希安说，遵照蒋氏后人的要求，胡佛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对日记进行了一些整理工作，日记本经过多年后，纸张已有损毁、发霉、笔迹不清、册页粘结、缺页等状况，为了避免进一步破坏，真本目前保存在特制的防腐档案夹中。
　　而在向学者们公布的翻拍本中，也隐去了若干内容，据称其中一些是对当时人物的负面评价，蒋氏后人认为公布出来会对他们或其家属造成不利影响。这些内容都标有“2006”的旁注以资区别，只有到2035年后才能公开。而1931年以后至蒋氏去世的日记，将在今后几年内陆续公开。
　　迈尔斯强调：“迄今为止所有的出版物都没有准确反映出日记的内容，现在研究者们才有机会第一次看到真正的日记。”为了保护这些翻拍本，胡佛研究所对前来研究日记的学者开出了很严格的条件：不许复印，不许拍照，不许带手机，不许带手提电脑，只准笔录，而且公布、引用日记原文要获得蒋氏后人的同意。
　　来自台湾的郭岱君是胡佛研究所两位直接参与整理两蒋日记的学者之一，她曾担任李登辉时期的“总统府”“一局局长”，负责对外联络，其职位相当于“总统府”发言人。正是郭岱君本人动用自己在台湾的广泛人脉，说服目前担任国民党中常委的蒋方智怡把两蒋日记送到斯坦福大学保管。郭岱君说，蒋方智怡“做了一个勇敢和明智的决定”，让两蒋日记可以在胡佛研究所专业的档案保存技术下“安全地保存起来，并且客观、公正、公开地让全世界的学者使用”。
　　有助解释几大历史疑问
　　目前，中国大陆也有两名著名学者在斯坦福研究日记。其中，张海鹏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前任所长、杨天石是近代所研究员，两位都是国内民国史、国民党史研究的权威专家。
　　日记的年份，差不多涵盖了蒋氏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到抗战时的全部活动。期间发生了一系列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大事，比如北伐、“中山舰事件”、国共由合作走向分裂、“四一二屠杀”、“九一八事变”等，作为这些历史事件最重要的参与者之一的蒋介石，在日记中披露了多少历史的秘密呢？
　　著有《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等书、对蒋介石日记研究功力最深的杨天石先生，在接受旧金山媒体采访时表示：对大陆史学界而言，日记有望帮助解开几个历史问题。
　　一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当时作为国民党左派代表人物的蒋介石，在日记中也对这一爱国运动表示热烈支持。实际上日记显示，直到蒋氏与苏共矛盾激化之前，他对中国的一些爱国工农运动都有赞赏之意。
　　二是上世纪20年代蒋介石对苏联的态度。1923年蒋氏访苏之后，对苏联、苏共、共产国际的态度迥然转变，由真心赞赏转为怀疑、警惕和反对，这种态度越到后来越明显。
　　三是1926年的“中山舰事件”，这是蒋介石从黄埔军校校长、国共合作的支持者转变成反共军事独裁者的转折点，当时国共两党的合作派人士都极度震动。现在披露的一些史料提出新的看法，日记可望进一步提供有关细节。
　　四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事变前后，蒋介石对日本侵略者的态度异常愤怒，并以“倭寇”称呼日军。
　　杨天石认为，这次公布的日记，也许不足以彻底改变蒋氏的历史定评，但会从更多的侧面还原他的完整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