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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是世界阅读日，我应约为《新京报》写了篇评论。这类评论通常有两种写法，一种是重申“好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之类的道理，好话不怕多说，旨在劝学；一种是豪情满怀地赞颂我国又出版了多少好书，文化事业如何繁荣，旨在随俗。临到头我才拿定主意，写了篇反思中国人为什么不读书的文章，发表时的标题为“阅读率下降，国民当作何反思”。众所周知，在一篇应时而作的评论文章里，不可能真正展开讨论问题，所以我愿意借本周专栏继续谈论这个话题。
　　我一直怀疑中国人的劝学文章读得最多，“知识就是力量”之类的格言警句也背得最熟，但是究其行为来说也显得最为言行不一。阅读日前夕，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再次发布了“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调查显示，我国国民图书阅读率连续6年持续走低，国民阅读率首次低于50％；在我国图书阅读者中，每人每年平均阅读图书4.5本——另外有统计表明，全世界犹太人平均每年每人读书64本，美国人正在争取达到50本。去问任何一家出版社都可以知道，在这个13亿人口的国家里，通常情况下，出版一本严肃的书籍，开印数能够上万就已经让人欣慰了，这在很多小国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网上阅读率有所提高，这固然是一件好事，但是其中深度阅读能占多大比例？目前绝大多数严肃的研究或者创作，仍然是以图书出版为首选，网络还只是一种延伸阅读。即使加上这一部分，国民阅读状况仍然堪忧。
　　关于读书和出版的讨论已经很多了，但是这二者之间总是纠缠于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读者说，现在出版市场急功近利，目光短浅的书商“好点子不多，坏点子不少”，庸俗浅薄泛滥，假冒伪劣成灾。呕心沥血的作者越来越少，抄袭拼凑的图书越来越多。有评论家愤然指出，当年出版的上千部长篇小说中，说其中九百本是垃圾绝不为过。而书商和作者却说，现在的读者就喜欢快餐阅读，严肃出版物没有人买，跟风胡编的书一抢而空。
　　呼吁书商从拯救民族灵魂的高度来从事出版，看见浅薄的书有厚利可图也绝尘而去，虽然高尚却不好操作。事实上书商和作者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可能受过别样的熏陶，他们也是读者中的一部分。鸡和蛋其实都在一个鸡棚里，假如有了禽流感，都有可能坏掉。
　　如果仅仅从工具理性出发，一个人似乎的确不需要每年读50本书；但是如果从人文理性出发，从读书带来的愉悦感、心灵对话、思想诞生、培养创造力和凝聚民族文化等方面着眼，那么读书无疑是开卷有益，多多益善。而在这些方面，读书更多来自一种习惯，一种内在的需要。这种习惯和内在需要不是靠一个口号或者一次运动就可以完成的，而是来自从童年开始浸润的教育。所谓“春萌之草，只见其绿，不见其长”，反过来也成立。
　　所以我要强调，对读书问题的真正反思只能是对教育的反思。这是根本的反思，是一切出版和读书运动的基础。否则，就算我们通过形象工程出版一些好书，再通过倡导和打折让大家把书买回家，没有内在的阅读需求，没有来自心灵的饥渴和思想的呼唤，大部分书也将束之高阁，或者读也徒然。
　　而目前的教育模式，对培养阅读兴趣、想像力和创造力到底有多少功效？我知道也有不少教育工作者苦心孤诣地编写过分别针对大学生、中学生的“人文读本”之类的好书，但是我也不止一次听到过老师们的嗟叹:我们怎么可能叫学生读这些书呢？任何人去考察一下正在培养读书习惯的青少年的课堂和课外学习，应该都不难理解这些嗟叹——在目前的应试教育中，在没完没了的背题、押题、练题的求学生涯中，有多少人能够体会到阅读的快乐？有多少人对书籍充满了爱而不是恨？有多少人有一点时间不想逃避到电子游戏室里去消遣？他们长大以后，又有多少人会经常光顾图书市场？他们掌握社会资源的分配权以后，又有多少人会把博物馆、图书室等文化硬件的投入放在首位？相应地，在地铁车厢、公园里，又能形成多少阅读的氛围？作者: 长平(《南都周刊》副主编)
　　(编辑:苏琳)